主页 > 西欧中世纪 > 德意志邦国林立局面的形成与对民族统一的神往
2018-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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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8年5月23日,捷克的布拉格王宫,突然,大批全副武装的群众冲入王宫,到处搜寻国王菲迪南,却找不到,愤怒的人群将两个国王的宠臣从20多米高的宫殿窗口扔了出去,这两个家伙掉到了王室的垃圾堆上,居然都保住了小命,一个昏了过去,一个伤了腿。
      谁也不会想到,这么一件并没有造成太大损失的事件,居然会引发欧洲第一次国际战争,而且一打就是三十年,其间,德意志大地生灵涂炭,十室九空。用那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来形容也并不过分。

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德意志已经无望地倒在地上,被踩得稀烂,撕成了碎片,流着鲜血。
 
      “掷出窗外事件”的起因是哈布斯堡家族。以奥地利为统治中心的哈布斯堡家族从15世纪30年代起就占有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位置。自路德引发的宗教改革以来,在德意志的大地上,诸侯们分成了天主教阵营和新教阵营,而哈布斯堡家族属天主教阵营。
      如果仅仅是宗教纷争也就罢了,问题在于哈布斯堡家族通过一系列的联姻和继承,占有了阿尔萨斯、士瓦本、捷克等大片土地,西班牙也与他们保持密切的合作。哈布斯堡家族对于罗马帝国往昔的辉煌心向往之,他们试图以此为凭建立一个囊括意大利、德意志在内的真正统一的大帝国,进而谋求欧洲霸权,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看作是他们的一次统一的尝试。
      但摆在哈布斯堡面前的阻力,就是德意志的那些选侯们,他们不愿意看到中央皇权的壮大,更糟糕的是,哈布斯堡的战略意图也引起法国、英国、丹麦、瑞典这些国家的注意,没有哪个国家愿意看到欧洲出现这么一个庞然大物。于是整个欧洲隐隐然分为了两个阵营。
      哈布斯堡信奉天主教,而反对派诸侯则多属新教,查理曼大帝的子孙不约而同地扯起了宗教的大旗。出身哈布斯堡的菲迪南打击捷克新教势力,实则与宗教没多少关系,他是为了巩固哈布斯堡的统治,扫除阻碍自己的力量。
      遗憾的是,这位被狼狈地赶出捷克,却反而得以继任新的德意志罗马帝国皇帝的菲迪南陛下,他的才具与哈布斯堡家族的宏大目标相比,实在是太不相称了,时局不明,准备不周,举止失措,兴之所至,贸然挑衅,结果一下子就挑起了捷克的民族情绪,更要命的是引起了整个欧洲的警惕。
      他大咧咧地在捷克镇压新教势力,却没办法控制时局,一乱之下,身不由已,由得一个小小的捷克起义军打到首府维也纳城下。堂堂大皇帝竟向下属“天主教”请求支援。天主教调动大军直接介入,而对立的“新教”虽然也卷入战争,但是没有直接出兵,捷克起义被镇压,菲迪南血洗捷克,取消信教自由。
      刚得到胜利的菲迪南洋洋得意,为压制新教诸侯,把手伸向德意志的西北部,这让英法和丹麦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丹麦以保护新教的名义进攻菲迪南,而菲迪南居然被并不很强的丹麦军队迅速击败,他再次向天主教请援,可是他前段时间得志便猖狂的表演让的诸侯们感到害怕,他们也不愿意看到皇权的强大。于是坐观皇帝惨败。
      在菲迪南欲哭无泪的时候,三十年战争中的两颗巨星之一出现了。一个叫华伦斯坦的军人愿意自募军队出战,而且不要皇帝出钱,只要一个名义。菲迪南简直不信有这等好事,他问华伦斯坦:波希米亚能否养活两万军队。华伦斯坦回答:“不是两万人,而是五万人。”
      不知道他对皇帝又说些什么,菲迪南很快就委任他做司令。但是不久,整个德意志都能猜出来他大概说了些什么,而一向对人民冷酷的菲迪南对此丝毫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华伦斯坦有捷克人的血统,但他却把自己视为纯粹的德意志人,他是一个新教徒,却替天主教皇帝打仗,其实他什么宗教都不信,他信仰的是权力和一统德意志的梦想。但他的确是一位杰出的统帅。他嘲笑那些传统的作战原则,他征召雇佣军,一出手,就轻轻松松连胜几场,而天主教怕好处都被他占了,也匆匆出兵,丹麦战败。
      华伦斯坦声名鹊起,但这名声在德意志老百姓看来,实在是太血腥了,因为没有固定军费,他居然纵兵大掠,一来补充军费,二来调动士气。这样一来,他所到之处,如同蝗虫过境,寸草不生,老百姓只能在废墟中哭泣。这也是这位一代英才最为人所唾骂的地方。
      在当时迎接华伦斯坦凯旋而归的不仅有老百姓的怒骂,还有诸侯们的弹劾。原因在于华伦斯坦虽然残忍,但是却非常有志向,他希望建立一个统一而富强的德意志,与哈布斯堡家族空想式的战略相比,他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他认为诸侯不除,国无宁日,极力主张废除诸侯,统一全国,然后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发展海上贸易,建立世界强国。由此后欧洲发展史来看,不能不佩服华伦斯基的远见。
      但是他小看了德意志诸侯的实力,他们威胁菲迪南,要解散军队,不选他的儿子做皇帝。菲迪南屈服,免华伦斯坦职务,解散军队。刚把华伦斯坦赶回家的菲迪南马上又作怪,宣布《归还教产令》,逼得本来打算屈服的新教诸侯们向外国求援。
      于是,就在解甲归田的华伦斯坦在家里叹息着老死田园,不能一展抱负的时候,事情有了转机,而这个转机是他的一生中最杰出的敌人带给他的。
      1630年7月,一支瑞典军队打着“挽救德意志信仰自由”的旗号,突然出现在德意志中部,而菲迪南把新教的诸侯推到了瑞典人的怀里,因为他居然还不停止归还教产令。他的敌人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一个满头金发的潇洒骑士,三十年战争中的另一个巨星。命运让古斯塔夫和华伦斯坦来了一次巅峰对决。
  古斯塔夫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理解火器的意义,并为此创造了新式的战术,其军事指挥犹如行云流水一般,堪称艺术,在战役指挥上甚至略胜华伦斯坦一筹。他一出现,就用线式战术布阵,充分发挥火器威力,把天主教联军打得落花流水,他陷北德,下纽伦堡,渡莱希河,兵临慕尼黑。没有任何一个天主教的将军可以稍稍影响一下他行军的速度。
      给古斯塔夫提供了40万塔勒军费的法国盟友路易十三,也对瑞典的胜利感到恐惧,大喊:“这是一个严重时刻,要为这些哥特人的前进划一个极限”,急忙派兵沿莱茵河布防。
      菲迪南终于明白华伦斯坦是无法替代的,于是华伦斯坦再披战袍。他的条件是:对皇帝的军队和后备部队拥有指挥权;不受任何人监视;他在攻占的国土上接管皇帝的若干权力,如没收财产权和赦免权;可以和外国进行各种谈判,可以签署和约,等等。菲迪南只有同意。
      华伦斯坦也震惊于古斯塔夫的军事才能,因此他采用围魏救赵的战略,不断打击古斯塔夫的新教盟友,牵着想决战的古斯塔夫绕圈子,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杀个回马枪。11月16日,古斯塔夫终于与华伦斯坦在吕岑城下正面决战,对于这一战,整个欧洲已经期待了很久,整个德意志的走向和欧洲的格局都系于此战。
      那天,天降大雾,双方斗智斗勇,古斯塔夫的士兵喊着:“上帝与我同在”。而华伦斯基的战士喊着:“圣母玛利亚”,互相冲杀。作为大军统帅的古斯塔夫亲自带骑兵冲锋,他击散华伦斯基的火枪兵和骑兵。眼看胜利在望,大雾之中的古斯塔夫不辨方向,仅带着三名亲兵就当先冲入敌阵,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背部,北方的雄狮战死了。
      但他的死激发了部下的勇气,他们不仅没有因此溃散,反而在悲愤中发起全线冲锋。为抢回敬仰的统帅遗体,瑞典全军拼死血战,宁死不退,腿部受伤的华伦斯坦面对如此强悍的敌人只能率军退走。当天晚上,成千上万的瑞典士兵手持火把,守护着他们国王的遗体。
      古斯塔夫之死常令后人叹息,因为他的死充满了英雄悲歌、马革裹尸的壮烈,毕竟,能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是真正军人的死法,是将军的荣誉。与他相比,菲迪南之流的哈布斯堡皇帝就显得懦弱而无血性,没有一个德国皇帝,甚至没有一个诸侯战死沙场,死去的都是德意志人民,仅仅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德意志人民效忠的都是些什么人。
      在古斯塔夫心中,有一个在德意志建立新国家的计划,英雄壮志未酬,总是令人扼腕。金德里在《三十年战争史》中说:“(如果胜利)他是可以达到他的最终目的,在日尔曼建立一个国家,使该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进步,提前一百年以上。”
      华伦斯坦知道,在战役上他败了,但在战略上他胜了。果然,没有了古斯塔夫的瑞典军队就像没有了灵魂,在诺德林根被华伦斯坦击败。
      而华伦斯坦也是好景不长,如果说古斯塔夫战死沙场还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话,那么华伦斯坦之死就让人感到统治者的卑污与低下。当华伦斯坦再次要求皇帝执行中央集权的计划时,天主教的诸侯们,感到“功高震主”的菲迪南,以及华伦斯坦一手提拔的几个雇佣军部下居然联合起来,刺杀了华伦斯坦。
      在埃格尔的一座城堡里,华伦斯坦没有躲避,没有自卫,任凭一柄长剑刺入心脏,在此之前,菲迪南就宣布他是“叛国者”,元帅的遗产被自己的部队瓜分。
      这是一个可以产生英雄却无法容忍英雄的时代。也许是华伦斯坦太超前了,也许是他的能力太强了,强得让那些互相之间矛盾重重的敌人不得不放下纠纷,联合起来消灭他。
      只是,一柄长剑就让德意志统一的可能性延迟了二百多年,在德意志的悲剧史上又写了惨痛的一笔。也许在这块战争中,德意志最大的悲剧就是坐在帝国皇位上的是菲迪南,而不是华伦斯坦。但这恰恰也是历史的必然。当消息传到菲迪南耳边,他居然哭了,惋惜地说“他们把他描绘得过于黑了”。
      菲迪南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好名声,以至于一位帝国元帅说:“将来的皇帝应该是一个能够开拓疆土的帝国元首。如果他把国家管理得一塌糊涂,那么他就必须辞去这一最高国家公职。”
     而席勒则在《三十年战争史》中毫不留情地痛骂:“独夫的野心之所以造成如此有害的后果,肯定是因为他的这种野心正好不幸碰上了这样一个世纪,碰上这样的战争以及纠纷。”
      随着那两个梦幻般的伟大敌人先后退出历史舞台,三十年战争这部悲剧的情节开始变得松散。最后,当德意志战场的双方都筋疲力尽的时候,法国人跳了出来,一出手就摘了欧洲霸主的桂冠。
      1648年,德意志成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法性质的条约——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这个条约规定了欧洲政治的游戏规划,它要求保持力量和利益的平衡。它也是德意志帝国的死亡证明。
      它使法国、瑞典都从德意志得到了大片土地和赔款,它正式承认荷兰独立,承认瑞士从德意志独立出去。它以国际法的形式进一步确认了德意志的分裂局面,帝国皇帝的权力再次被压缩,各方诸侯具有真正的君主地位,而欧洲列强可以随意干预德意志内部事务。也就是说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在实际上已经彻底瓦解了。
      德国问题从此成为欧洲问题,德意志的统一不光是它的内部事务,而是国际事务,因为它的统一崛起势必打破欧洲的力量平衡。在三十年战争后,法王路易十四的陆军大臣卢瓦侯爵认为:“可以看成我们未来真正敌人的德国人,若是有朝一日有一个皇帝骑马出征进攻我们,他们不用联合其他民族就可以灭了我们。”
      也许是一语成箴,200多年后,德意志的一位诸侯在一位华伦斯坦式的人物帮助下,进军巴黎,一战成功。三十年战争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三一定不会想到,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居然会在自己建造的凡尔赛宫里。着实让人感到了历史的沧桑与无奈。
      而在当时,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为德意志统一之路平添了一道障碍,仿佛一张无形的巨网罩在德意志头上,德意志向着统一目标的每一次努力,都会因为扯动这张网而束缚自己的手脚。
      而在当时的德意志是一片惨状,恩格斯形容说:“到处是一片人去地荒的景象。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德意志已经无望地倒在地上,被踩得稀烂,撕成了碎片,流着鲜血。”
 
只有在梦想的空中王国里,德意志人的威力才是无可争辩的
 
      德意志被三十年战争撕裂了!作为主要战场的德意志被任意蹂躏和践踏,成为各国争夺利益的角逐场。人口锐减,农业衰落,工业降到15世纪以前的水平,原本就落后的经济一蹶不振,德国的发展滞后于西欧至少半个世纪!
     在这场战争中,最苦是德意志人民。在各国军队的掠夺和杀戮下,连死尸身上的衣裤鞋袜都被剥得干干净净。柏林以北的鲁平地区人口几乎灭绝,只剩下4个村子,每年新出生的婴儿不过四五个而已。纽伦堡只剩下原有人口的2%,柏林只剩下7500人,而当时巴黎和伦敦都已经是50万人口的都市,普法尔茨从原来的10万人减少到2000人。帝国1300万的人口只剩下不到2\3,12000个城镇村庄遭到破坏,甚至发生过杀儿童、吃人肉的惨事。
      恩格斯指出: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使德国有200年不见于政治积极的欧洲国家之列。”
      随着三十年战争的硝烟散去,出现在德意志政治版图上的是300多个邦和1400多个骑士领地,也就是说总共有1700多个独立政权。在这些国家中,有的小国只有几平方英里的土地。威斯特伐利亚地区面积仅1200平方英里,却存在着52个邦国。狭小的领地使邦君不敢轻易进行军事演习,害怕稍不留神炮弹掉入邻邦,引发祸端。
      长期分裂导致落后,历史的逻辑向来是----落后就要挨打。德意志成为整个欧洲的战场。
      渐渐地,德意志甚至习惯了这样一幅场景:昨天在自己的家园横冲直撞的是瑞典军队,今天以统治者姿态出现的是法国皇帝,明天耀武扬威的可能是俄国的仪仗队。
      当英国、法国、俄国等左邻右舍以民族国家的姿态,不断在世界扩展自己影响的时候,德意志的一些诸候们却靠向列强出租士兵来赚取财富,不打完仗不得回家。甚至远在新大陆,当华盛顿将军为日后的美利坚合众国而率军苦战的时候,他的麾下有来自德意志的志愿者,而他的敌人中,就有来自德意志黑森地区的雇佣兵。
      对德意志的诸侯们来说,青壮男子就是金灿灿的财富,因为战死一人,他们就能得到五六百塔勒,于是在欧洲战场经常出现这样一副场景:
      在战场两边为别的国家浴血厮杀的,是同文同种的德意志人,濒死的呼喊声中回荡着金元的叮当声和一个民族无望的呐喊。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德意志人却很少起来反抗诸侯们的暴政,他们的服从意识让世人为之叹息。
      政治的分裂导致经济的分裂。德意志关卡重重,税收繁重,过一个小公国交一笔税。从柏林到瑞士,现在不过两个小时车程,在当时却要经过10个邦国,办10次手续,换10次货币,交10次关税,关税甚至超过了所运货物的价值。度量衡和货币十分复杂,仅货币就有6000种。商品难以流通。
      分裂的最大受害者永远是人民。农作物一歉收,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荒。即使没有天灾和战争,半数的孩子活不过10岁,成人平均寿命也不超过45岁。
      在闻名世界的格林童话中,充满了孤儿与后母的故事,这正是几个世纪以来德意志民族沉痛的集体记忆。有民族无国家的体验,使德意志饱尝孤儿般遭人白眼的创伤。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和牛顿几乎同时发明微积分,而且莱布尼兹的符号更好,我们今天用的基本由莱布尼兹创造,但是当时,很少有人承认莱布尼兹的成果——因为他是德国人。
      在欧洲各国眼中,德语是粗俗的,在德意志各邦宫廷中通行的是法语,德意志的艺术遭到鄙视。甚至被后世的德国人视为一代名主的腓特烈大帝,也曾用法语轻蔑地说:“哼!德意志歌唱家唱歌。听起来简直和我的马叫一样。”
      法国人认为查理曼大帝属于法国,而德意志的知识精英们只能无奈地说:那为什么查理曼大帝的皇冠却一直戴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脑袋上?虽然这些德意志的知识精英非常不喜欢哈布斯堡的皇帝们,但他们也只能以此为号召,表示自己还有一个可怜的形式上的国家。
      恩格斯则更为辛辣地指出:“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东西。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括,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意识的工具,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易都没有,除了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倒塌了,简直没有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的制度的腐败尸骨的力量都没有了。”
     面对无所作为的大分裂时代,心灵是惟一的避难所。
      原本可以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发挥才华的德意志精英们,只好面对蓝色天空深沉思考,以一种难以想象的热情,在精神和文化的战场上求取光荣与梦想,满足一个民族因为长时间的落后与欺凌,而严重受损的自尊心。
      正如海涅的诗所说:
      “陆地属于法国人和俄国人,
      海洋属于英国人。
      只有在梦想的空中王国里,
      德意志人的威力才是无可争辩的。”
       一想到德意志人民,我常常黯然神伤,作为个人,他们个个伟大,作为整体,却又那么可怜
      十八世纪的德意志天空里,闪耀着的是思想和艺术的群星,其光芒让全世界为之瞩目。
      200多年前,在东普鲁士柯尼斯堡一条栽种着菩提树的小道上,每天午后三点半,总会准时走来一个不足五英尺的矮个子。
      他散步时闭口不言,只用鼻子呼吸,据说他认为在路上张开嘴不卫生;有人戏说他“心胸狭窄”,因为他胸部凹陷,胸腔狭小,但他却拥有广阔的精神天空;他就像精确的钟表一样守时,风雨无阻,市民们在满怀敬意与他打招呼时,总是趁机校正自己的钟表。
      只有一次,邻居们没有准时看到他的出现,都为他担心,当时他沉浸在卢梭的《爱弥尔》,以至于忘了时间,忘了自己,不过,在数十年间,这是他唯一一次没有准时出现。这位理性得近乎刻板的人就是康德。
      他的成就也与理性有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这张扬理性主义大旗的三大批判使他成为世界哲学史上辉煌的高峰,他“要给自然立法”,提出建立辩证逻辑学说,明确指出“上帝的存在”只是一个假设,他的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他的新观点在哲学界掀起了一场地震般的启蒙运动,极大促进了西方哲学的发展。
      虽然康德大部分著作都很艰涩,读他的书需要勇气,但要研究哲学,康德却是无法回避的一座高峰。他对德意志心灵的影响非常巨大。
      他那种严格遵守纪律和确保精确性的生活态度在今天的德国人身上普遍存在,最精密的仪器就是出自这些认真得近乎呆板的人群之手。更重要的是,他为德意志人的哲学思辨立下了一个榜样,让哲学这门科学在德意志的大地上大行其道,以至于世界领域内,最有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名字上冠有德意志标志的比例太高了。黑格尔、费希特、马克思、尼采……这在许多国家,只要能出现一位,就足以夸耀世间的名字,却在德意志接二连三地出现。
      海涅说:“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道路,哲学变成了一件民族的事业。一群出色的思想家突然出现在德国国土上,就像用魔法呼唤出来的一样。”
      康德的理性精神在老年表现得更加彻底。
      法国大革命风起云涌之时,这位从未离开家乡却声名远播的思想家,在《永久和平论》中描绘了欧洲联合的蓝图,倡导各国在禁止战争的盟约中结成联邦。他说,理性是完全谴责战争的,只有国际政府才能够防止战争。书中提出了世界公民、世界联邦、不干涉内政的主权国家原则等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构想。
      康德没有见过真正的战争场面,但对三十年战争带给德意志的伤害,是非常情楚的。也正出于此,他提出了永久和平的构想,这一解决方案确实非常超前,当时不被人重视,在200年后,欧洲联合才成为现实。但这是德意志心灵对查理曼乃至后世许多人试图以铁血手段统一欧洲的一次彻底反思。
      康德对国家的理解是:“所谓国家,就是由人民统治自己……专制政体对人类没有好处,即使对它本国也没有好处,它只能给予一个国家表面上的显赫。”有一次,他批评宗教的时候,普鲁士的国王威胁他,康德的回答是:“抛弃自己内心的信念或公开承认错误,这是很不光彩的。对目前这种情况做臣民的只好保持沉默,如果一个人所说的每件事都很正确,这并不意味着他有意要公开声明这一切。”
      “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这句人类思想史上气势非凡的名言,出自《实践理性批判》最后一章,也刻在康德的墓碑上。
      并不是所有哲学家都能达到这种认识高度,黑格尔,这位倡导辩证法,并把康德的古典哲学发展到顶峰的哲学大师,在政治思想上却从开放渐趋保守,年青时他欢呼自由和博爱,反对封建专制,可是到后期,却声称普鲁士君主专制是绝对精神的最好体现,提出“国家至上”、“人民与贵族相联合”的口号,也因此,他的哲学成为普鲁士乃至德意志的官方哲学。但是透过他的学说,我们能感知这位哲学大师内心深处对统一国家形式的向往,对于强大国家的渴望,这种情绪其实是几百年来德意志民族的心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