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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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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胆敢石
图 1590弗吉尼亚胆敢石

詹姆斯敦殖民地

 
        詹姆斯敦早期的历史至少可以说是并不那么令人神往。殖民地的领袖接连换了好几拨,定居者中的死亡率极其高,公司急于谋利,也未从英国提供充足的物资供应。人们原来抱有的像西班牙人发现墨西哥那样找到财富聚集点的希望很快化为泡影。“他们既没有找到黄金,也没有找到白银。”一位西班牙的观察家议论到,他们居住地的当地资源“也值不了什么钱”,而且他们“与任何国家都没有商业联系”。第一批定居者包括“一些相互争吵不休的绅士和契约奴”。他们中间有为数不多的农场主和自由劳力者,还包括许多英国绅士阶层和地位甚高的工匠(钻石匠、石匠等)家庭的后代。他们想的是在金矿上发财而不是在农场上工作。他们“宁可饿死也不愿工作”。殖民地最早的领导人之一的约翰·史密斯这样宣称说。 詹姆斯敦地处一片沼泽地附近,带有疟疾病毒的蚊子在那里十分猖獗,定居者扔在当地河流中的垃圾产生出细菌,引发了痢疾和伤寒。疾病和食物短缺导致定居者大量的死亡。到第一年结束时,原有的104人仅有一半人存活下来。新来的移民(其中包括1608年到达的两名妇女)将殖民地的人口提高到1609年的400人,但到1610年,在经历了一个后来被记忆为“饥饿岁月”的严冬之后,仅有65人存活下来。幸存者曾一度抛弃了詹姆斯敦,企图返回英国,途中遇上了载有新任总督、250名新殖民者和供应物资的船队,他们才被说服重新折返回到弗吉尼亚。到1616年,在头10年中抵达詹姆斯敦的殖民者中有80%的人已经去世。
        殖民地依靠严格的军事统治和纪律才没有彻底散架。约翰·史密斯是一个强悍有力、威严十足的人,来美洲之前,他曾在匈牙利与土耳其人打过仗,被俘后还曾一度沦为奴隶。他在公司的土地上实施了一种强制性劳动的管理方式。他宣称:“不工作的人就休想有饭吃。”史密斯的专制式管理引起了许多殖民者的反感。1609年,在遭遇了一次火药爆炸而受伤之后,他被迫返回英国。不过他的继任者继续执行他的铁腕统治方式。
 

从公司到社会

 
        弗吉尼亚公司逐渐意识到,殖民地要想在北美存活下去,必须要放弃找到黄金的想法,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粮食,找到一种可以用于买卖的商品。它也需要吸引更多的定居者前来。带着这种新的目标,公司在1618年宣布了一系列的新政策,有力地改变了弗吉尼亚的发展方向,使其从一个以伦敦为基础的投资者的前哨基地转化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运转、自我管理功能的社会。公司不再将所有土地保留自用,而是建立了一种公地权制度(弗吉尼亚公司逐渐意识到,殖民地要想在北美存活下去,必须要放弃找到黄金的想法,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粮食,找到一种可以用于买卖的商品。它也需要吸引更多的定居者前来。带着这种新的目标,公司在1618年宣布了一系列的新政策,有力地改变了弗吉尼亚的发展方向,使其从一个以伦敦为基础的投资者的前哨基地转化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运转、自我管理功能的社会。公司不再将所有土地保留自用,而是建立了一种公地权制度(headright system),对任何承担自己或他人越洋费用的殖民者授予50英亩土地的奖励。这样,任何人只要能够带一批奴仆来到新大陆立即就可以得到一大片土地。公司颁发了一部“特权和自由的宪章”(a“charter of grants and liberties”),包括建立一个殖民地议会(House of Burgesses)。当议会在1619年开会时,它成为殖民地美洲第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 弗吉尼亚殖民地议会不应被看作是一个民主的模范——只有地产拥有者才能有权投票,公司及其任命的总督有权废止议会通过的任何议案和决策。然而,它的出现却建立起一个先例,为后来所有的英国殖民地所仿效。1619年,20名非洲人由一艘荷兰货船运抵弗吉尼亚。这两个事件的全部意义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完全展现出来。但它们为一个未来的社会奠定了基础,这个社会将从经济上和政治上都由拥有奴隶的种植园主们来控制。
早期弗吉利亚殖民地领袖约翰·史密斯
图 早期弗吉尼亚殖民地领袖-约翰·史密斯

波哈坦与波卡洪塔斯

 
        当英国人来到詹姆斯敦时,此地已有15000名到25000名印第安人,他们居住在无数个小型的农业村落中。大多数当地的印第安人都接受瓦亨索纳柯克(Wahunsonacock)的统治。瓦亨索纳柯克是一个老谋深算、强悍有力的领袖人物,他在这一地域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并从附近30多个部落中收取贡物。殖民者称他为波哈坦(Powhatan),这是印第安人语,同时用来称呼瓦亨索纳柯克的部落和他本人拥有的大头领的头衔。波哈坦很快意识到与新来者做生意的有利之处。弗吉尼亚公司对拉斯卡萨斯对西班牙暴行的谴责记忆犹新,因此指示公司的殖民者要善待印第安人,并试图说服他们接受基督教。想到殖民者必须依靠印第安人提供粮食,约翰·史密斯下令不准殖民者到附近印第安人的村落里去抢夺他们的物品,除非是在印第安人断绝了所有的贸易往来的情况之下。
        在詹姆斯敦建立的头两年里,殖民者与印第安人的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相安无事,双方关系建立在一种相当平等的你取我予、互通有无的基础之上。有一次史密斯被印第安人捉住了,波哈坦威胁要将他斩首,但被波卡洪塔斯从刀口下救出。据称,波卡洪塔斯是波哈坦数十位妻子所生子女中最得宠的一个女儿。这件事后来成了一种传奇(最近还有一部动画片来表现此事),展示一个具有反抗精神、处于热恋之中的少女敢于挑战父亲权威的榜样。事实上,这很有可能是由波哈坦精心设计的仪式的一部分,目的是展示他拥有居于殖民者之上的权威以及他想将殖民者纳入他所统治领域的企图。波卡洪塔斯由此变成了连接印第安人和殖民者两个群体的使者,不断地把粮食和信息带往詹姆斯敦。
        约翰·史密斯返回英国后,两群人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1610年,双方发生了一段时间的零星冲突,英国人不分青红皂白杀死了印第安人村民,毁坏了印第安人的庄稼。1613年,波卡洪塔斯为殖民者所俘虏,并被当成人质,关押在詹姆斯敦。被押期间,她改信了基督教。1614年,作为双方恢复关系的一个内容,她与英国殖民者约翰·罗尔夫结婚。两年后,她陪同丈夫去英国,曾在国王詹姆斯一世的王宫中引起了轰动,英国人把这桩婚姻看成是英国人与印第安人和谐相处和传教成功的象征。1617年,她染上疟疾去世。次年,她的父亲也撒手人世。
波卡洪塔斯
图 波卡洪塔斯
 

1622年的暴动

 
        当英国人打定主意要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不断扩张的殖民地,而并非一个贸易基地时,他们与当地印第安人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1622年,当波哈坦的弟弟和继承人奥佩康卡诺(Openchancanough)发动了一场精心策划的突然袭击时,自1614年恢复的和平就戛然中断了。这场袭击在一天之内将弗吉尼亚1200人的殖民地人口消灭了1/4。幸存的900人组成一个军事团体,随后又屠杀了几十个印第安人,并将他们的村庄抢劫一空。弗吉尼亚公司的一名发言人是这样解释印第安人攻击原因的:印第安人“每日感到害怕……担心有一天当我们不断增长的人口超过他们时,我们会把他们赶出这片地方”。因为他们发动了战争,弗吉尼亚总督弗朗西斯·怀亚特(Francis Wyatt)宣称,印第安人丧失了对于这片土地的拥有权。此后的弗吉尼亚政策,他继续宣称,必须是“将所有的野蛮人彻底赶出去,以获取这里的所有自由土地”。 印第安人在弗吉尼亚继续明显地存在,贸易往来也继续进行,贯穿于整个17世纪。但1622年那场失败的暴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殖民地的权力平衡。殖民者的绝对优势在1644年得到了加强。那年,奥佩康卡诺(据说此刻有100岁了)发动了最后一场绝望的反抗,殖民地在付出了500名殖民者的生命代价之后,将印第安人的反抗镇压下去。幸存下来后在海岸线附近居住的印第安人人数此时不到2000人,弗吉尼亚强迫他们签了一份条约,要求他们承认对詹姆斯敦政府权威的服从,要求他们搬迁到西面的保留地上去,并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不得进入欧洲人定居点的区域。这种以种族为界而分居的政策是遵循当时已经在爱尔兰实行的先例而制定的。不过,那些移居弗吉尼亚内陆的殖民者仍然继续不断地夺取印第安人的领土。
        1622年暴动造成的损害是弗吉尼亚公司所经历的一系列打击中最后的一次。两年之后,公司放弃了自己的宪章,弗吉尼亚因而成为第一个王室殖民地,总督改由国王任命。对于公司本身和它的投资者来说,弗吉尼亚公司没有达到它期待的任何目标。投资者获利的希望落空,公司虽然向殖民地输送了6000多名殖民者,但当王室接手殖民地管理权时,殖民地的人口数量仅为1200人。伦敦政府将精力主要放在国内事务上,对弗吉尼亚殖民地的事务长期以来甚少过问。这样,殖民地的发展就由地方的精英集团,而不是由一个遥不可及的公司来掌管和控制。这个精英集团将在财富与权力方面迅速增长,之所以如此,皆是因为殖民地种植了由约翰·罗尔夫从西印度群岛引进的一种作物——烟叶。
 

烟叶殖民地

 
        詹姆斯国王视烟叶为“对大脑有害和对肺有危险”的作物,下令禁止吸用。但越来越多的欧洲人相信烟叶具有医用疗效,吸烟的人也愈发增多。作为不断扩张的欧洲大众市场的一种商品,烟叶成为了弗吉尼亚的黄金替代品。它不仅使一个逐渐成形的烟叶种植者阶级日益致富,也使那些将优质土地划分给自己的殖民地政府官员发财致富。王室也从关税中获益甚多(运入和运出英国的烟叶都必须缴纳关税)。到1624年,弗吉尼亚种植的烟叶达到了20万磅,为地产拥有者带来了巨额利润。40年后,烟叶种植达到1500万磅,1680年,产量再翻了一番。烟叶种植的蔓延制造了一个结构松散稀疏的社会,这种社会没有什么城镇,也没有多少具有社会联结功能的体制,它激发了一种迅速致富的期盼和一场对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抢夺。到17世纪中叶,由商人和英国贵族的儿子组成的、拥有丰富财源的新一代移民已经利用人头权制和与政府的关系捷足先登,将沿着可通航河流流域的大片土地购买下来。他们因此也将自己转换成了殖民地的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
         烟叶种植的发展和扩张也使田野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长。17世纪,这些劳动力通常由年轻力壮的男性契约奴来充当。尽管烟叶种植田地的工作条件异常艰苦,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加上殖民地法律对那些逃跑的和不听指挥的奴工强制施行从鞭刑到延长奴役期等惩罚,殖民地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仍然吸引了众多移民的到来。在17世纪进入切萨皮克湾的12万英国移民中,有3/4的人是契约奴。弗吉尼亚的白人社会变得越来越像英国社会,占据上层的是一个富有的土地贵族阶层,处在中间地位的是一个由小农场主组成的群体,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先前的契约奴,通过努力获得了土地;处在最底层的是一个由贫穷劳工组成的劳动力队伍,其中包括契约奴和尚未能获得土地的前契约奴。1700年,这一地区的白人人口增长到了9万人。
 

妇女与家庭

 
        弗吉尼亚缺少英国社会的一个基本内容——稳定的家庭生活。殖民地曾使劲地鼓励和推动妇女移民,先后在1620和1621年以“烟叶新娘”和包办婚姻的形式将几十名妇女引入殖民地。但因为烟叶生产对男性契约奴的需求量很大,在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切萨皮克地区的男人数量以4:1或5:1的比例高于妇女人数。该地区的大多数的移民妇女是以契约奴的身份来到殖民地,因为她们通常必须在婚前完成自己的奴役期,所以她们一般直到25岁左右才开始组成家庭。高死亡率、失调的男女性别比例以及能找到配偶时的晚婚年龄都限制了人口的增长,并孕育出一个含有大量单身男性、寡妇和孤儿的社会。尽管父权社会的思想在弗吉尼亚仍然得以保留,但在现实中,丈夫和父亲的传统权威却被削弱。由于他们本身的生命预期长度很短,要想能够做到提携和督导子女的事业和婚姻,对父亲来说是相当困难的。 如同在英国一样,殖民地的妇女也拥有一些法律上的权利,包括在丈夫先自己而去世的情况下要求获得丈夫财产1/3的所谓“嫁妆权”(dower rights)。但在寡妇去世后,她所继承的财产则由丈夫的男性后代来继承(英国法律在这方面比西班牙法律更为苛刻,在西班牙,妇女可以独立地享有父母遗产的继承权,已婚妇女则与丈夫一起共同拥有在婚姻期间积累的所有财富)。
         但殖民地的社会条件又为妇女打开了大门,使她们可以扮演在英国极少能够扮演的角色。寡妇和为数不多的终身未嫁的妇女利用她们“独身女性”(femme sole,即享有已婚妇女不能享有的单独法律身份的女性)的身份,签订合同,从事商业活动。1638年,玛格利特·布伦特(Margaret Brent)来到切萨皮克,她购置土地,自己管理种植园,并在法庭扮演律师的角色。有些寡妇被选择来管理她们去世丈夫的财产,或在丈夫的遗嘱中被命名为所有财产的继承人,而不是只接受1/3的“嫁妆权”。大部分妇女都以契约奴的身份来到弗吉尼亚,因而她们所能期盼的命运不过是一辈子的苦命劳动和未老先衰。女性契约奴经常遭到主人的性欺辱。那些结了婚的女契约奴在丈夫死后也时常处在贫困之中。
 

马里兰的实验

 
         马里兰是切萨皮克的第二个殖民地,它起源的方式非常不同,其规模在17世纪中始终次于弗吉尼亚,但它却遵循了一种与弗吉尼亚相似的发展道路。如同在弗吉尼亚一样,烟叶生产主导了殖民地的经济,烟叶种植园主主宰着殖民地社会。但在其他方面,马里兰的历史却与弗吉尼亚有着惊人的不同。 1632年,马里兰以业主殖民地的方式建立,即殖民地的土地和政府权威都由王室赐予一个单独的个人。这个人便是塞西莉厄斯·卡尔弗特(Cecilius Calvert)。他是一位刚过世不久、深得国王查理一世宠信的大臣之子。王室宪章委任卡尔弗特为殖民地的业主,赋予他“完全的、自由的绝对的权力”,包括控制贸易、提出立法动议等,经选举产生的议会所拥有的权力仅限于批准或否决他的立法建议。卡尔弗特将马里兰想象成为一个封建邑国。土地将以庄园的形式铺撒开来,庄园主定期向业主缴纳各种各样的“代役税”。卡尔弗特对代议制议会十分反感,认为平民百姓不应过问政府事务。另一方面,王室宪章保障所有的殖民者都将享有英国人的“所有特权、专有权和自由权”。尽管宪章没有一一列举这些权利,但它们显然包括了政府必须受到法律限制的思想。这是日后发生冲突的原因,17世纪的马里兰所经历的冲突超出它本应承担的份额。
 

马里兰的宗教

 
         导致马里兰不稳定因素加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宗教:卡尔弗特本人是一个天主教徒,他把马里兰当作为那些在英国受到迫害的天主教徒们——尤其是那些在英国缺少经济和政治发展前途的天主教绅士阶层的幼子们——所准备的一个避难所。他希望,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可以以在欧洲前所未有的方式在马里兰和谐共处。马里兰第一批殖民者有130人,其中包括了一些天主教绅士和两个教士。殖民地委任的官员也多为天主教徒,有些还是业主的亲戚,还有的是从他那里得到了最好赠地的人。但新教徒始终占殖民者的多数。同弗吉尼亚一样,多数殖民者是契约奴。其他人则利用马里兰慷慨的公地权制度,将劳工输入殖民地,从而获取土地。
        如同弗吉尼亚,马里兰的死亡率也一直很高。在一个县,17世纪婚姻中有一半因配偶的去世而只能维系不到8年的时间。马里兰男性殖民者中大约70%的人活不过50岁,在殖民地出生的孩子有一半不到成年便死去。但至少在开始的时候,马里兰看上去为契约奴提供了比弗吉尼亚更大的拥有土地的机会。与弗吉尼亚不同的是,马里兰的自由费包括了50英亩的土地。随着烟叶种植园主在17世纪后期逐渐将殖民地最好的土地垄断在自己名下,无地殖民者的发展前景也随之消失了。